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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赵耀华:人文精神是商帮的灵魂
发布日期:2014/6/13 9:16:42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赵耀华

 

    历史上商帮的形成有三大要素即:地域性、集团性、人文性。这里所说的人文性或称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其核心内容是商帮共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以,人文精神是商帮的灵魂,也是商帮文化的精华。因此,研究冀商人文精神,是冀商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广义上说,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冀商人文精神作为精神文化的形成,不仅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更深深地打着燕赵文化的烙印。所以,研究冀商人文精神,就不得不研究燕赵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燕赵文化探源

    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大禹建立夏王朝,划天下为“九州”。“冀州”在九州之首。《周礼•职方》中称“河内曰冀州”,由此来看,“冀州”的大致区域应以黄河为南界,以太行山、燕山山脉为西界和北界。今河北正是处在这一区域之内,这大概就是河北简称“冀”的由来。然而,河北省行政区划是于1928年民国时期才设立的,是由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的,至今才82年的历史。由此看来,河北简称“冀”的历史很短。这大概也是“冀商”这一词汇出现比较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河北又别称“燕赵”。然而,古之燕国、赵国的疆域,要比今之河北省界大得多。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其疆土西有黄河,南有漳河与魏交界;东有清河与齐相望;北攻中山至易水与燕接壤;西越黄河与强秦为邻;西北傍阴山筑赵北长城与戎狄、匈奴为界。燕国的疆土东北有辽东与朝鲜为邻;北筑长城与东胡、林胡、楼烦为界;西有云中、九原与赵接壤;南筑长城与齐为界。而且,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的燕国、赵国始终分为两国。那为什么把燕国、赵国合称为“燕赵”呢?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一是因为今河北省域都在古之燕国、赵国的疆土之内;二是因为燕国、赵国都在古冀州区划之内,有着共同的区域文化特征,或者说燕赵两国的人文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

    其实,早在战国末期,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了。到了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送董绍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据此看来,“燕赵”之称谓由来已久。在战国末期,燕赵人文精神就已经形成了突出的特征,这就是“慷慨悲歌”。

    司马迁在评述燕赵区域各地风气时说,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古属赵地)和代地(今河北蔚县)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人民彪悍少虑。男子相聚在一起悲歌,辞气慷慨。这里所说的“矜持”即坚强,“嫉妒”即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战国时期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加之燕赵都处于北部边陲,常常受到胡人的掠夺,生活更加悲苦。在这种惯见刀兵的生存环境里,在保卫家园的长期斗争中就养成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精神气质。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蔺相如的“完璧归赵”;从燕昭王“卑身厚币”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到“荆轲刺秦王”……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正是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最好的诠释。一曲“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千古流唱,更加彰显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之风骨,这正是人性阳刚之美的特质。

    当然,如荆轲侠义之气,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这种慷慨赴义,刚烈悲壮的风骨却是值得称道的。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作了这样的评述:“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二、燕赵人文精神在历史沿革中不断发展与升华。

    燕赵大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今涿鹿、怀来一带就是远古农耕的炎帝与游牧的黄帝生产生活的地方。黄帝与蚩龙涿鹿之战后,营建城池,“合符釜山”,实现了各部族的大联合。之后,燕赵大地还留下了尧舜傲人的足迹。尧的封地就在今定州、行唐、顺平一带。被传为尧舜筑台禅让佳话的地方就在今宁晋尧台村。

    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是燕赵人文精神发展连续性的基础。纵观中国历史,自战国末期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至今已历二千四百余年了。近代又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在前进,燕赵人文精神也在不断发展,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又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涵义。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尽管不同朝代对儒家学说各有损益,但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特别是自公元938年辽以燕京(今北京)为陪都始,之后金、元、明、清均建都北京。而环绕燕京的燕赵大地便成了畿辅重地。京都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也是儒家学说思想影响最深的地方。以“勇武任侠,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人文精神在儒家“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教化中,逐步演化而走向正统。“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风被赋予了忠君报国的思想涵义。近代,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中,更进一步升华到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民族大义。

    战国时期,燕赵地处北部边陲,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这块土地上,封建割据的兼并战争,辽、金、元、清入主中原的战争,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以及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可以说是战火连连。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人文精神,在这几千年血与火的战争中锤炼、得到不断强化与升华。因此,燕赵英雄辈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梁山泊起义军中的豹子头林冲、小旋风柴进、浪子燕青,以及近代“义和团”运动领袖赵三多、中华民族英雄霍元甲、京城豪侠大刀王五、慷慨赴义的革命先驱李大钊、抗日英雄马本斋、人民英雄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还有《平原烈火》、《烈火金刚》、《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文学、影视作品所反映的燕赵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彰显了燕赵风骨,谱写了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史诗。

    在今天看来,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人文精神,已成为了燕赵文化的遗传基因,其内涵就是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慷慨赴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刚烈悲壮、不屈不挠的风骨;诚信守诺、不欺其志的品德。

    燕赵处于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之地。早在战国时期,长城内外就胡汉杂糅。赵武灵王时期幕民迁徒塞下,屯田筑城,加强边防。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又幕民十万口徒于朔方。公元48年南匈奴归汉,近30万人口助汉守边,转为定居和农耕生活,并逐步向南向东迁徒,与汉人杂处。西晋时期,塞外匈奴、“柴胡”入塞近20万之众。公元115年,金兵攻占燕京,占领华北后,从东北徒大批的女真人于华北各地,同汉人杂居。清兵入关的情况就更不待说了。历朝历代的大量移民,使燕赵成为了民族大融合之地。

    在民族融合中,中原文化影响着不懂礼仪的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直爽豪放、彪悍少虑的性情也影响着燕赵人文精神。长期以来,在血缘与文化的融合中,燕赵人文精神在潜移默化。以勇武任侠、慷慨悲歌为主导精神,但又兼有宽厚包容,敦厚诚实的特性。

 

    三、冀商与晋商、徽商之比较

    从商贸文化的角度看,历史上各大商帮的商贸文化都置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如,艰苦创业、诚信为本、抢占商机、造福桑梓等。但是,商帮具有地区性、集团性。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又形成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比如过去有一种说法:晋商视经商为“命”,为改变命运豁出命去干;徽商视经商为“路”,即抵达理想的通道;冀商视经商为“事”,专心做事,只求无愧于心。由此看来,各商帮的经商意识不尽相同。相比之下,冀商的心态较之平和,没那么强烈的功利思想。

    还有一种说法,经商赚了钱之后,“山西人盖房,徽州人修牌坊,山东人存粮,河北人讲排场”。这就是说,冀商好面子,做人大气、豪爽。过去河北人管山西人叫“老西西”,而山西人管河北人叫“直隶棒棒”。说明河北人性情直爽,顺理直言。

    还有人说,徽商有政治情节,冀商有英雄情节。过去徽商、晋商都热衷于“官政结合”,为经商开道。徽商“一手抓银子,一手抓顶子”。晋商有清赐八大皇商,拿着龙票做生意,八面威风。而冀商却不谙此道,呔商京东刘家还有“不与官方联手”的家训,认为“交官穷,交客富”。1920年因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怨,结果张作霖下令查封了刘家商号,还杀了二名掌柜,使刘家损失惨重,大伤元气。这类事情在徽商、晋商中可能不会发生。

    然而,历史际遇,风云变幻。十九世纪末,正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之际,徽商、晋商随着封建经济的没落而衰败,而冀商却达到了鼎盛时期。晋商在东北的地位被呔商取而代之,就是例证。

    晋商、徽商因与官府的结托关系而出名,但它毕竟是封建经济的附庸,是为封建政府财政服务的。因此,十九世纪末,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官本位”的徽商、“汇通天下”的晋商,虽然很富有,但他们的资本运转方式,仍然是与封建主义经济结构相协调,其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而未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只能伴随着封建经济的没落而没落。而惠济京津,物流天下的冀商却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时冀商已成为近代商业的中流砥柱,曾支撑着全国78%的药业和90%的皮毛业。把经商视为“事”的冀商,其商业资本不是用来“买粮”、“盖房”、“修牌坊”,而是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了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因而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获得了新生,并且大展宏图。在这一方面呔商尤为优秀。以“益发和”掌门人孙秀三和现代商业改革家武百祥为代表的呔商,他们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形成了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实体。他们为推动和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四、冀商人文精神的特征

    做为某一区域的人文精神,必然充分体现到这一区域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当然也体现在经商实践活动之中。冀商前辈们的经商之道所形成的人文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质。

    我认为冀商的人文精神特征,用表征性的语言可凝练地概括为十二个字即:“义字当先、以义取利、以利行义。”这十二个字就是冀商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是冀商所奉行的“义利相通”的典范商道。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重情重义、以义取利的价值观——这是冀商的灵魂。

    冀商秉承了燕赵文化中“义”的精髓。至今河北人重情重义也是出了名的。冀商心态平和,专心做事,不欺不诈,不赚昧心钱,不做亏心买卖,不因利大而忘义,也不因利小而失信,坚守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京东刘家合德堂有位女掌门刘张氏,她出身经商世家,从小就受家道家风的影响。有一年各商号掌柜来东家报账,有几个商号因投机倒把赚了大钱,报完账等着东家赏识。没料到刘张氏却说:“给我把那几个赚大钱的商号关掉!”语惊四座,大家不知东家何意。刘张氏接着说:“你们的钱是投机倒把赚来的,我不喜欢投机倒把的买卖。”刘张氏虽女流之辈,却深明经商之大义。

    在日伪统治时期,呔商保持民族大义,顶住各种压力,与日、俄展开商场竞争,尽力保护民族资本工商业,更令人敬佩。

    (二) 以德养利,以利行义的道德观——这是冀商的品质。

    过去有种说法:低等商人争利;中等商人取利;上等商人养利。不同的商人有不同的道德观,也就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古人云:“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唐•张说《钱本草》)。冀商具有宽厚的德行,又具有豪侠仗义的情怀。他们急公好义,仗义疏财,热心公益事业。扶危济困、赈灾义捐、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义举,不胜枚举。

    呔商杨焕亭是长春日升客栈经理,被世人称为商界侠士。他在事业上克勤克俭,对自家清廉有加。而助人为乐却慷慨大方,豪侠仗义。乐亭县志称他“好善乐施,梦寐不忘。”他的独子杨扶青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慈善家。呔商刘林阁在他的自述中写道:“小子愿将所赚之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兴办学堂,造福于民。我宁愿为社会做贡献,不为儿女当马牛。”上世纪初,呔商在东北三省及家乡乐亭大力捐资办学,业绩斐然,影响深远。

    冀商的道德观还表现在他们的经商理念之中。呔商武百祥是现代商业改革家。在他著的《大罗新商店政策》中提出了一个高明的观点:“我要把经商做为道德事业来做”。他要求从经理到员工都要“做道德人”,“做道德事业”。而且还制定出具体的道德标准,如,不伪造,不投机,不欺诈,守规,守法,爱国等内容。从武百祥的言行看,他的经商之道已达到了至高境界。

    (三) 诚信守诺,和睦经商的操守——这是冀商的风格。

    冀商秉承了燕赵人言必信,行必果的侠义风格。被誉为商界侠士的呔商杨焕亭,以自己“日升客栈”为抵押,曾为一百多人担当“铺保”。后来,由于日俄战争和清政府腐败,货币贬值使他的企业赔了巨款。但他信守诺言,即使倾家荡产,也决不失信于担保。冀商又崇尚和谐,奉行和为贵,和气生财之道。呔商武百祥制定了和睦经商的“四利”原则,即:“利顾客、利公司、利劳资、利同业”。他主张以顾客为上,以商品质优为胜,以诚信为利器,公平竞争。他首倡“言无二价”,“明码标价”的文明经商之风。他还在自己“同记”工厂悬挂起一块“劳工神圣”的大牌子,以改造员工物质生活为己任,正确处理劳资关系。

    (四) 以文理商,文商并举的举措——这是冀商的人文情怀。

    冀商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呔商武百祥提出:“公益要丰,私用要廉,捐资办学,培养英才”。呔商在家乡乐亭捐资办了164所中小学。商人办学,特别注重传统文化与商贸文化的结合,不仅注重道德精神教育,而且更注重商业知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商业人才。武百祥还在企业内办精神培训班,商业知识培训班。并在东北兴办商业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五) 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勇气——这是冀商发展的动力。

    闯关东在东北三省创业的呔商,不仅突破农耕意识的束缚闯出了一条经商之路,而且在发展中注意不断创新,为开创现代商业之路而奋斗。呔商武百祥立志改革中国旧商业,亲自出国考察,学习和借鉴外国工商业的先进经验,大力倡导文明经商之风。1936年京东刘家的“益发合”与武百祥的“同记”企业率先推行股份制,开创了旧商业改造的先河。

    被誉为商业改革先驱的武百祥,在清末还提出了商业改革要“随时代以相演进”的观点。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很具有前瞻性和改革勇气。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自己的企业大胆地进行改革的实践。这种改革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呔商在十九世纪末期民族资本工商业兴起之时,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与这种改革的社会责任感和勇气也是分不开的。

    冀商曾经的辉煌已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新冀商已登上了现代化工商业的历史舞台。冀商前辈们典范的商道和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将成为新冀商发展的源动力,必将发扬光大。

    当然,人文精神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面对着世界性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对前辈的经验进行理性的扬弃。比如,“重信尚义”固然值得称道,但是还要注意克服义气用事的盲目性和偏狭,防止不计利害的轻率,做到慎重决策;“诚实守诺”固然好,但要注意克服因循守旧、仰懒依附的弱点,树立机敏灵活的超前意识、创新意识;不媚流俗、“不与官家联手”的思想,更要作辩证的思考。在旧社会不媚流俗、不勾结官府伤害百姓,这是对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的性质不同了。应当在党的政策指引下,与人民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努力把企业做强做大,以图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历史上老呔帮、张库帮、冀中帮在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沟通俄蒙贸易、惠济京津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今天,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更多、更好。我们应当做得更新、更高、更宽、更久。尤其是在环渤海经济和京津冀都市圈里要大有作为。河北企业家应当以睿智的眼光抢占先机,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和人脉资源优势大展身手,为建设经济强省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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