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明信
最近，乐亭县编写了《百年呔商》，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较为完整系统地向我们展示了呔商兴起、发展的过程。
“呔商”，是对今唐山市乐亭等县在东北经商买卖人的简称。呔商在东北是继晋商之后，一支庞大的经商力量，规模大，人员多，资本雄厚。从清朝光绪(1875——1899年)年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不完全统计，乐亭籍商人先后于东北、华北开设的商店和制造业、加工业达1000余家；除主店外，一般都有分号，少则几处，多者百余处；经商、习商人数达10万之众，形成名扬东北善于经商的“老呔帮”。“老呔帮”是开发东北、促进东北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截止九．一八事变前，在县外经商者总共拥有资金近2亿银元，年创利润5千余万银元。乐亭人在外经商每年向家乡汇款和带款达两千万银元以上。
在中国近代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兴盛时期，国民经济有相对稳定发展，史称“黄金十年(1927一1937年)。乐亭呔商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高峰。可以说，呔商是东北地区是民族工商业的代表，是该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缩影。
呔商的形成、发展史向我们揭示，商业蕴藏着文化发展的生动活力，商业队伍是文化发展的生力军。
一，大企业的兴办与文化产业开发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山海关外。一个青年人挑着一副货郎担，走街串巷，一路叫卖，从绥中卖到兴城，渴了进村讨口水喝，干粮吃完了就用东西换。腿走肿了，脚上磨出了水泡，关外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又麻又疼，手上裂了一道道血口子。他搓搓快要冻僵的手，放到嘴边哈哈气，然后小心地把手伸到怀里，摸摸缠在腰间的几吊铜钱，咧开嘴笑了。就这样，一路向东，从兴城到北镇，再到锦州、北宁……
这个青年是乐亭县刘石各庄的刘新亭。他靠赶集卖布所得，购置货郎担，买了些家织土布、棉花等针头线脑之类的生活用品，闯起了关东。刘新亭双脚迈出了山海关，他的眼光和观念也随之跳出了祖祖辈辈春种秋收自给自足的小圈子。他一次比一次走得远，一趟比一趟卖得好。眼光放宽，天外有天。他很快发现关外垦荒，贩运锄板子利润会大量增加。于是，置车买马，大量贩运起锄板子。
发家之初，刘新亭仍然是农民的传统观念，在老家又买宅基又买地。在乡亲们看来，刘新亭足够让人眼馋了。但是，刘新亭很快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觉得，只种几顷地，天地太窄了。到了他的后人，思想观念更是日益活跃。继而，开起了大车店（旅店），建起来榨油坊（加工业），并且办起了钱庄（金融业）。其步伐之快，表明了商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力。
进入咸丰年间(1851年一1861年)，刘家第三代商人刘兆年凭着多年行商的经验和对家乡市场的了解，凭着对东北各个重镇行情特点的掌握以及对东北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把更多的商业资本投向了东北市场。在乐亭垄断了铁器加工业，在东北长春、农安一带有了固定的代销商铺。咸丰元年(1851年)在宽城子(今长春)开设了“涌发合”烧锅。光绪五年(1879年)，投资二万两黄金在余庆(现黑龙江省庆安县)开设了较大商号“东发合杂货铺"，兼营烧锅、油坊。光绪十年(1884年)，又在农安开设了“泰发当”、“泰发合杂货铺”，除经营杂货外，还兼营油坊和烧锅。
分家之后，刘家三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犹如三匹腾飞的骏马，在旧中国充满艰难险阻的茫茫商海中纵横驰骋，在关内外共有较大商号80处。
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刘家第五代经营企业时期，能人孙秀三入主益发合柜事。他以全新的经营思想管理和发展刘家企业。把以钱粮业为主的经营模式改为商业、金融业、工业三业并举的经营模式。仅益发和一个商号，流动资金就达400万银大洋，用人500名，中间有一个年度，获得利润288万银大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益发合改组为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个分柜众多、地域广阔、工商并举的股份制大企业。
在那些祖祖辈辈一直没有走出乐亭县的农民看来，刘家的发家好像是神话。而这个神奇的答案就在于，商业经营是迅速聚集资金的有效途径。呔商的兴起，是商业经营为我国民族工业进行了原始积累。而且，多方联系、各业交往的经营特点，使商业趋向发展先进行业。商业经营者路子宽，见识广，经济信息最灵通，反应最敏锐，发展领先产业最主动、最积极。
这一点，现在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发展文化产业的事实中所证明。企业家已经看到,人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对吃穿住行等物质资料的消费，越来越多地产生对知识、精神和文化的需求，文化已经成为资产。“知识经济”就是文化资本在总资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就是知识、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总量中占据主要地位。文化资源要从此彰显，它是价值和使用价值含量越来越高的最重要的宝贵财富。所以，不少企业家抢先登上旅游、广告、收藏、影视、戏曲、出版、印刷、教育、书法、绘画等阵地。还有大批的企业家正在考证思考，如何开辟新的领地，扑捉领先当今的文化产业。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商业队伍最主动，最积极，最具活力。他们的贡献和作用越来越不可低估。
二，从重义轻利到构筑商业文化
使我们感到十分可贵的是，《百年呔商》收集整理了关于呔商企业文化方面大量详细的资料。它一个整章一个整章地介绍呔商的商俗；介绍呔商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的“四利”规则，介绍从领袖到职员的选拔、训练和使用；介绍呔商的经营艺术。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企业文化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其中，武百祥和他的“同记”最为突出。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他的品牌文化。武百祥在哈尔滨开办食品工业大罗香，不惜重金，广招各类专门技术人员，从事食品生产。当时，天津做点心的只有两名最著名的师傅，同记就请来了其中一个、人称“天下第一糕点王”的苏庆祥。食品厂招牌定为“大罗香”，寓意荟萃制造东西南北各种风格美味的食品。“大罗香月饼”集全国各地月饼之精华，用料精良，加工考究。行销东三省。“永年”牌小人糖，以其造型独特，滋味佳美，材料丰富，人人爱吃而成为全国闻名的小食品。这种夹心酥糖为全国首创，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其它，生产的咖啡糖、电光球糖等，均达到了糖果工业的先进水平。同记工厂的糖果制品先后有100多种畅销哈尔滨，行销全国各地，被北京誉为“东来香”。
武百祥强调高质量的原料，请高明的技师，改进技术，生产上乘产品，打出自己的品牌，以扩大市场份额，赢得商业先机。武百祥让在美国留学的女婿王若愚在同记工厂针织科任职，从美国购进了成套的先进设备，认真研究上海的两种名牌袜子，分析其优劣，取其长，避其短，对其不足有的放矢地进行改进，创造出了“白熊牌”袜子。“白熊牌”袜子根据纱支不同，又分为“金地”白熊、“灰地”白熊、“兰地”白熊、“黑地”白熊等诸多品种。严格掌握技术标准，经过认真精选，不准有任何瑕疵。为了使“白熊牌”袜子达到家喻户晓，采取了新奇的宣传方式。在第一批产品问世的时候，四个人抬着七尺高的大白熊模型，沿街游行，走在前面的两个人身穿古装，前后心印着“同记”字样，分别手持“回避”、“肃静”大型标牌开路，后面是鼓乐队伴奏，鼓乐喧天，俨然钦差或巡抚出访，十分令人瞩目。后面有两个人散发白熊牌袜子广告传单。同时，从日本烧制了大批搪瓷广告，钉在电线杆上。浴室内的窗帘、门窗、围巾、浴巾等全都印上了“在新江泉洗个澡，白熊牌袜子穿在脚”和“同记”字样的宣传字样。在戏院、电影院、旅店、饭店都发放了宣传画。并且，实行了有奖销售。很快，“白熊牌”袜子销路大开，不到半年功夫，便垄断了哈尔滨市场，并逐步行销全国，远销南洋群岛。
这些资料栩栩如生，使我们真切地看到，武百祥在那个年代就对打造商业文化高度重视，并且做得那么出色。
而且，武百祥在同记主张“劳工神圣”，把职员的进步与否看成企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舍得投资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在吃住、治病、卫生等各方面体贴员工，使他们感觉到同记的温暖。同时，还注意提高员工的精神生活。创立识字班，开设图书馆、阅览室、俱乐部，组织篮球比赛、歌咏会，演出文艺节目，编演话剧。强调“一个人有了吃穿住，不过仅仅维持了物质存在，作为一个近代健全人，在吃穿住以外，一切举止、言论、行动、思想，还要合乎近代的条件”。
在与顾客的关系中，武百祥首倡言不二价，树立文明店风。他认为，“从前的旧商业对于顾客专取一个纯卖与的主义，只要能把顾主卖上，就算商业中好手。因而在手段上就不遑择取，遂致常有虚诈欺伪以愚顾客等事。而商家之信用失道德坠矣……”。武百祥认为，商业道德和商业信誉是取胜的资本，因而，他要求同记上下树立以顾客为本的思想，绝对不许欺骗顾客。他严格规定了货真、价平、优待、快感4条便利顾客的店规。他把“利顾客”作为经营方针第一条，与利公司、利劳资、利同业一道作为公司的经营准则。
以顾客为本、做道德事业，这是武百祥所树企业精神的精髓。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当时就能在企业培育这样先进的企业文化，确实难能可贵。
或许有人对此极不理解，以为商业经营的要素是利润，商人的行动规律只能是见利忘义。确实，已经有人揭示，早期的商业资本家，在追求50%的利润时，就会铤而走险，而为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无商不奸”，商品假冒伪劣、缺斤短两，欺骗讹诈，投机取巧等现象时有发生。但是，最终的发展结果，他们必然受到惩罚。这是因为，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根本法则，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按照社会价值实施等价交换。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正确处理经营与顾客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站住脚、图发展。见利忘义、欺诈蒙骗，只能得逞于一时，终久会被被赶出商品交换的舞台。令人感叹的，是武百祥对中国法则认识得这么早，这么透彻，无怪乎他能成为优秀企业家。
现在，商业企业都在认真打造企业文化。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们，对于商品经济根本法则的认识要深刻得多，打造企业文化可供借鉴的经验要丰富得多。企业家们一定会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注重培养正确先进的商业精神文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企业经营的宗旨。我们可以相信，企业文化不但会被打造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而且会端正正确方向、树立起先进的精神。商业企业一定能够真正锻造出优秀的环境文化、营销文化、公关文化、商品文化等丰富多彩的商业文化，成为我们先进文化的精彩内容并且会对其它方方面面的文化产生积极影响。
三，从投资办学到培育文化事业
乐亭县的农民闯关东之始，只是为了做买卖赚钱，只能把他们说成是追逐物质利益为目的、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但是，真正进入商业活动当中，原来的小圈圈就要被冲破。这是因为，商品交换是联系广泛、置身社会，而且是对社会社会状况反映最灵敏的社会活动。商业经营者们很快就会体会到，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根本利益与整个社会休戚相关。在商业实践中，他们不断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学习社会规范、履行社会职责，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商品经济越发展，商业越能促使企业家从经济人成为社会人。呔商的发展史表明，他们之中有不少杰出者在这一转变中，迈出了坚实步伐。
早在清政府l905年9月2日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之始，呔商中的有识之士就纷纷投资兴办学校，一方面方便自家子弟读书，一方面以求造福桑梓，造福社会。他们不但在商号经营地建立学校，而且在家乡办学，培养家乡的社会人才。清朝末年至20世纪30年代，乐亭县共有学校146所，70多所是私立学校。这70多所私立学校多数是呔商出资所办。杨扶青创办了懿贤小学，母海岳创办了尹各庄小学，史思齐在史庄村办了史庄小学，赵汉臣创办了裕德小学。还有，汀流河刘家、何新庄武百祥、黄坨刘临阁、东桑园王执中等都是那个时期呔商办学的领先人物。这些学校培养出众多的社会人才，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呔商影响，在乐亭县内的商人也办起崇实小学、云祥小学、同仁小学、盼春堂小学、祖庄平民小学、经纶小学、高氏私立小学、绍先小学、育才小学等等。而且，这些学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费充足，设备完善，注重师资，注重育人，注重校长的选拔聘用，保证了教育质量。
在国家处于危机和困难时期，呔商更是挺身而出，捐款捐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家分担忧愁。
清宣统二年(1 910年)，东北发生鼠疫，当时缺医少药，官府救治不力，以致死人无数。对这一疫情，人人闻之色变，连医务人员也远远躲避。但杨焕亭卸挺身而出，向各界呼吁救助疫区难民，并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到疫区奔走救护，为此，他两次被隔离。他去世后，后人又遵照他的遗愿，用他的遗产创建了“懿贤女校”(杨夫人之名)和“怀安医院”。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发动细菌战，长春市民遭受“霍痢拉”(细菌性急性痢疾)瘟灾。“积德泉”创办人王玉堂将“积德泉”白酒和泉水无偿散发给市民，用以灭菌抗病，阻止瘟疫蔓延。刘次玄平时生活俭朴，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抗美援朝时期，为国家捐款用于购买飞机大炮。
武百祥领导的同记，在哈尔滨解放后，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带头支援抗美援朝，捐资购买一架飞机。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呔商们积极争取公私合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光明之路。
如果说，呔商们在那时由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那么，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则有了很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党的领导，大环境的感召，使我们的优秀企业家步伐潇洒、进步很快。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见义忘利，以奉献精神尽责于文化发展。企业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发展文化事业，才会形成陶冶和教育群众的越来越好的氛围和环境，不断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从而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提供导向和引领。但是，文化事业不但不会直接带来经济利润，还必须靠投资来培育，花时日才可见实效。当然，各级政府会不断增加对文化的投资，但财政的力量远远不能适应文化事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产业养事业就会成为历史的必然。商业企业家们必然尽责于社会，悉心培育文化事业。我们已经看到，有的企业家为了文化发展，见义忘利，任劳任怨，他们不愧为优秀企业家的代表。从他们身上看到，企业家们不但有能力率先开发文化产业，而且有胆识领先培育文化事业，这是一支建设文化大省的战之能胜的先锋队伍，其作用不许低估。
四，光荣历史使命与任重道远的企业家
呔商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中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他们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占有位置的。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界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是把以前世世代代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产品资源的生产方式开拓至以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大转折时期。可以说，这是一次深层次的经济革命。进行这场革命，先头部队、生力军的历史使命就落在我们商业企业的双肩之上，特别是落在我们企业家的双肩之上。这个历史使命，要比呔商那时兴办工业、商业、金融等业的意义深远重要得多。我们顺应时代要求、践行三个代表，开发文化产业、培育文化事业和建设商业文化，将被载入史册。
这项历史使命极其光荣，同时有极为艰巨。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现代商业的运行法则和特点，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它同时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商品生产来源于私有制，很难脱离私有的窠臼，利润作为商业运行的要素，一直存在着膨胀自大的危险，稍有失控，就会把企业推向以盈利为最高目标的邪路。特别是现在，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拜金主义、以钱为本等腐朽落后文化还很有市场，严重破坏和阻挠先进文化的发展。我们发展先进文化可谓披荆斩棘，没有奉献先进文化的精神，没有坚定和毅力，是难能前进的。
资本主义形成初期面临封建主的强权压制，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在内外强权压制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历史造成了商业结缘权利的趋势。呔商为了生存，开始不得不攀援封建权贵，后来要逢迎军阀甚至外国侵略者。现在是“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商业已经不必担心反动统治、黑暗政治的迫害、压迫。但是，在政治交往之中却要时刻警惕党政腐败分子的侵袭，绝对不可与腐败联姻而触犯法律。如果那样，就会成为先进文化的绊脚石。
一方面，建设先进文化的难度相当大，另一方面，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仅以商业文化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呈现出普通化、大众化、现代化、国际化、多样化和高雅化等发展趋势，我们确实存在很大差距。特别对我们企业家来说，真是任重而道远。
数十年之前，呔商们在风风雨雨的经营实践中，就认识到企业家（他们称为“企业领袖”）的关键作用。武百祥把领袖比喻为“金屋之柱石”，“柱石朽败金屋必随之倾覆”。益发合的领东掌柜孙秀三把企业领袖比作“领头雁”，他认为领头的雁走错了道，后边的大雁就会跟着走错道。呔商认为，领袖应具备的素质是多方面的，但重中之重是领袖的人格。他们对商号掌柜的要求非常严格。孙秀三明确要求掌柜的必须做到“五不准”：不准抽大烟，不准纳妾，不准逛妓院，不准下饭店，不准私自建立商号。武百祥的同记把“烟酒嫖赌”定为禁例，要求“无论是一杯酒、一支烟，绝对不许人口”。之所以如此严格要求，武百祥认为，就是促使领袖人物“要养成一种以身作则，清洁无疵的模范领袖。”他认为，培养一批健强的优秀人才，不仅在同记有所贡献，也会对中国的商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呔商任用领袖，不仅看经验，而且也非常看重文化水平，看重求学的态度和精神。武百祥更是特别强调领袖的学习。他本人只上过4年私塾，开始管账的时候，连来信也看不懂。他下决心边看书便学生字，读完一本《聊斋》，不但学会很多生字，还会写小文章。在创办同记的过程中，几次去外国考察，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他不断学习，所以从在旧中国创办企业到新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直走在前头而从未落伍。
对比呔商，可以看到，文化建设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企业家们只有加强学习，提升素质，才能当好文化发展的先行官。
要学政治，学法律，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注重对世界先进企业的考察学习，吸收别人一切有用的东西。要注重对历史文化的学习借鉴。历史文化是当代文化文化存在的基础，建设先进文化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增值开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借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平等思想、务实思想等都是值得增值开发的内容。都应该古为今用。
当年，武百祥在培养企业领袖时曾说：“就是为全体店员树起模仿的榜样，将来在中国商业的革新史上也许有一个新的纪元”。这一句话在当时堪称高瞻远瞩。我们可以相信，经过我们商业企业家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史上，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