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利涛
“地缘”和“血缘”是中国商帮的两个重要标签，这两个标签的涵盖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且甚或更重要地在于文化方面。审视武安商帮在中国商帮中的位置，经商人数、经济总量、财富规模等是重要的考量维度，以上述能够量化的指标与众商帮相较，可以获得地位的提升。欲探究武安商帮的特殊价值，“量”的比较是一个方面，而对“质”的考察也尤为关键。“质”便是文化，更具体地说就是“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是影响所在区域人群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力量。”在中国商人和犹太商人的比较研究中，忽视或轻视了文化的差异和仅停留在文化层面的比较同样荒谬。武安商帮和晋商、徽商等商帮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才显出极大共性，这并非完全是行政区划所致。武安商帮，以一县立帮，与省帮、府帮相比不落下风，经济指标对比了然于目，然而穷根究底，文化比较则更能揭示深层特质。因此，“武安商帮”不仅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商帮经济已成过去；而作为文化传接，商帮文化却对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重要意义。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来说，经济如果比作是肌体，文化则是魂魄。
一、武安商帮体现的区域文化特色。
这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武安县域文化影响下的武安商业，二是武安商人在各地行商携带传播的武安县域文化，三是武安商人对武安县域文化的影响。
王兴亚教授在《河南商帮》一书中分析武安商帮兴起的原因，谈到了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人地矛盾，因此生存问题使得很多人走上了行商的道路。书中也提到了武安历史上就存在着的商业氛围。这些都可以看作武安县域文化对武安商业的影响。这里再举一个例子说明。武安地处晋、豫、冀交界处，地缘决定了武安的文化多元特色。武安方言属晋方言区，武安文化有晋文化的血脉，其直接结果就是和山西（特别是晋东南）的文化经济交流极为便利。在行政区划上，武安归河南彰德府，通过行政力量增强和河南（特别是豫北各县市）的联系。在地理距离上，距山东、河北很近。除去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富有特产等物质因素外，在武安商人初创时期，和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和交流对外出经商在心理上造成的生疏感和隔离感有所缓解。
在武安商人走出县境，走南闯北，武安本地文化随着人口流动传播开去。在一个地区，武安人聚居，武安俗语、民俗等和当地文化融合，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小型社区的文化互动，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开原的“河南大院”（主要为武安人聚居）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而更加普遍的情况是个体所携带的文化因素和所代表的文化从属。大量的武安商人外出，本身就起着宣传介绍武安的作用。在武安商人事业上有巨大成就并有所贡献的时候，在社会上树立了“武安”较为正面的形象。譬如“德庆增”树立了武安药商的诚信，吉林桦甸的乡镇卫生院多由武安人的药店改建而成。所谓的“口碑”，很大程度上是武安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不仅是个人的财富，也是对县域文化的宣传和积极贡献。
武安商人反过来又对武安县域文化产生了影响。例如从商风气的兴盛、对商业致富的认可、商业知识的积累等等。富商修桥补路、热心教育、扶贫济困等善举，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对社会的影响都是积极的。笔者在固义村调查时，在村西头得见一民国八年石碑，碑文大致内容为固义水患多年，村民受害，村西客店十余家捐资修庙。后列客店名与捐款数。从中可见当初该村的商业繁盛状况，也可见商家的热心公益。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武安乡间举行的很多民俗活动，如固义傩戏、东通乐赛戏、九曲黄河灯、跑帷子、土山诚会等等，地方商人出资协助的事例很多，为保存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二、武安商帮对文化建设的意义
武安商帮在历史上烜赫一时，是武安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武安商帮也给武安文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首先，在物质上，武安富商在武安乡间建设了众多庭院、庙宇、阁楼等地面设施，如房家大院、徐家大院、武家大院。这些建筑有些保存较为完整，有些虽显破败，但都是颇具特色的建筑。它们是武安商业文明的重要见证，具有文物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武安民居的重要材料，也应当具有研究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历程的最佳实物价值。这些建筑可以作为商业史研究、民俗研究、建筑研究的展览厅。其次，在精神上，武安商人兢兢业业、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开拓恪守的精神是巨大的财富。先辈商人所积累的从商经验和所具备视野，可对后人产生激励作用。武安商人不但在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上迸发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武安商人为开发东北、西北，加强经济交流都贡献了力量。武安商帮所具有的精神财富，恰当地阐释、理解和再激发，本身就具有创新意义。
武安商帮毕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留有特定历史阶段的痕迹。“每一个区域文化都有其局限性，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那么就会从动力变成阻力。”对于“商帮”的定义，如果单从“同地域或同地域内同行业的商人群体”来看，是较为中性的。但对“武安商帮”一词来说，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人引入某种误区。“武安”是商帮的区域命名，强调了地区归属，在当时具有增强凝聚力和互相帮助的作用。但是，理解偏颇也可能倒向地方主义，这和当前经济的开放性是相悖的。彼时武安商人的视野一定程度上较为开阔，今人却不至强调地方的同时局限了目光和脚步，重蹈保守的覆辙。“武安商帮”之“武安”，更多地有地区专名意义，而不是实际的桎梏作用。“商”，商业商人之谓，在于“商道”的正义，而非对财富的狂热和致富后的道德缺失。在历史上，武安一些商人也存在农民商人的唯利是图、挥霍成性、一味攀比，这虽不是商业文化的主流，却应警惕在当今的变体。“帮”者，友助之意。在实际中，稍不在意就可能流于拉帮结派、谋取不义。“武安商帮”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但在特定历史阶段，有些过时或鄙陋之处，必须谨慎看待。王兴亚教授等学者对于武安商帮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深刻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探究武安商帮陨落的原因具有前车之鉴的意义，因此不必也不应回避。
史晋川先生在《商帮文化，动力还是阻力》的文章中说：“对待商帮文化，我们一定要有全面的审视。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和继承乃至发扬光大商帮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商帮文化中那些虚伪的、有害的成分。”由此观之，汲取武安商帮的经验和教训，取精去糟，绝非虚妄之举。
三、区域特色文化的开掘
很早就有人提出“区域特色文化是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种说法尚待深入的理论论证及恰当表述。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可以看出，区域特色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背景和要求下位置越来越突出，这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区域特色文化的开掘，需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做底蕴，武安具备这样的资源优势。作为一个千年古县，武安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民间文化的多姿多彩也为区域特色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两千余年来，虽隶属关系屡屡变更，但武安县域基本稳定，县域文化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优势明显。历史悠久、数省通衢、文化交汇融合，带来了县域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磁山、固镇为代表的古文化；以冶陶、什里店、贺进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武安平调落子、朝阳沟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以固义傩戏、通乐赛戏、骈山转黄河阵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以古武当山、响堂山石窟、红山寺为代表的宗教信仰文化；以及古今合流的钢铁冶炼文化、颇具地方特色的神话传说故事、富有传奇色彩的酒文化、妙趣横生寓意深刻的地名文化、内涵丰富堪称宝库的庙会文化等等，构成了武安独特的文化状貌。
商帮文化是武安悠久灿烂的商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分析商帮文化的方方面面的时候，自然要涉及到众多非商业范畴。例如考察武安商人的分布，涉及到县域地理、耕地状况乃至降雨量等细部；考察武安商人的生活习俗，涉及到当地民俗的诸多方面，庭院建造会具体到剪纸、木刻等民间艺术的细部；也会具体到神龛、影壁造型等民间信仰的细部。诸如此例，俯拾即是，不再列举。从中可以看出，商帮文化的考察自然触及了武安区域文化的整体性和多元性特点。商帮文化是武安区域特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特色文化的开掘，武安商帮因其文化上的覆盖面和辐射力而成为不可多得的激发点。
每一个可以归为文化的考察对象都能在全国其他地方找到类同的事项，然而武安本地的却具有特殊之处。这些特殊之处构成武安尤为珍贵的文化财富。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固义傩戏，在中国傩戏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武安商帮也是一例。在考察武安商帮文化的同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单单止步于商业方面的衡量是不全面的。以商帮文化考察为契机，将武安区域特色文化拓展开来，可行且必要。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